阳明心学与良知理性

【内容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文明发展遇到困局时或出现重大的精神危机时，总需要从某些伟人或圣人的思想之中汲取智慧，才能继续前行，重归正途。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决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问题的精神药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先后10多次提到明代阳明思想，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学习和践行阳明心学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的重要门径之一。

【关键词】王阳明、阳明心学、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文化复兴

引言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阳明是和孔子、孟子、朱熹并列的中国儒家四大圣人之一，其所创立的“阳明心学”影响深远，惠及亚洲多数国家，对日本影响极深。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兴起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阳明心学再次焕发耀眼的光彩。

一、仰望星空，寻找中国精神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讲仁义；道家思想讲自然和谐；佛家思想讲个人修养。儒释道三者经过几千年的融合，早已合为三位一体，以道行、儒礼、佛法来深深吸引和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从先秦“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勃兴，直到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展现了中国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三教合一的始源

《年谱》（明.钱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嘉靖二年：张元冲在舟中问：“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但二氏于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谬千里矣。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先生曰：“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以上述而言，阳明先生说：“圣人穷理尽性至命，智慧无所不包，对于学习感悟和践行而言没有兼取的概念，因为圣人的智慧是不分彼此的，分了就是偏见偏学偏知偏识。圣人的智慧在于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

注重养身养生的道教与注重明心见性的佛教，本是儒家圣学本身具有的身体与心灵的两个方面，而“后世儒家学者”蔽于陋见，将原本是我们自身内外兼具全面一体的思维割裂开来。将“心灵”修炼方面的归属与佛氏做的事情，将“身体”养生养身修炼的方面归属于道家老氏做的事情，而将自己做的事情归属于“社会”的秩序方面，致使儒家成为“小家”，儒道成为“小道”，儒家信仰成为单面信仰。将本可以汲取整体全面的无上智慧的思路堵死，将可以全面洞见事物、人心、自然等本性的机会错失掉了。

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

阳明先生说：“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以上所述这是何等的魄力！

心学的创立者陆象山（陆九渊）先生则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二者一脉相承。

各家古圣先贤的经典智慧是我们悟道行道的工具。经典就像是上楼用的梯子一样，登上楼顶才能看到更全面更远见深邃的东西。这才是用梯子登上楼顶真正的目的（内见与外见同理），至于是用谁家的梯子，是木头做的梯子，还是绳索或钢铁做的梯子，好像跟结果没有太大关联。或者说只能用指定的一家工厂做的梯子才能悟道行道，那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

阳明先生能够获取无上智慧，成为一代圣人，这并非历史巧合，而是跟从小立志有密切关系的。阳明先生一生经历各种艰难困苦，践行真理，获取无上良知之智慧，最终成为儒家四圣之一，入孔庙，从此受后人祭祀不辍。

二、心定志坚，一心做圣贤——愿力

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少年的王阳明自由放任，格外淘气，刚来到京城读书没几天，这个淘气的小孩就让老师比较费心。小阳明经常带着同学偷偷跑出书院玩耍，每次出去就制做大小旗帜，让同学拿着站在四周，自己做大将军，排兵布阵，站在中间调度，如同作战。老师事后发现告知其父王华。

王华知道后，怒责道：“我家世代读书，哪有你这个样子的？”

王阳明说：“读书有何用处？”

王华道：“读书可做大官，如你父中状元，就职翰林院，这都是读书之力。”

王阳明说：“父中状元，子孙后代还是状元吗？”

王华生气道：“你想的美，哪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王华生气道：“你若要中状元，还要去勤读。”

王阳明笑着说：“你虽状元，不稀罕。”

王华大怒，挥棍要责打王阳明......。

王阳明不肯专心读书，父亲王华时时为此而忧虑。

1483年，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的私塾读书已有两年了。有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相当于在问老师，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他的老师吃了一惊，因为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但老师还是肯定的答道：“人生第一等事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严肃地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顿了顿，一脸郑重地说道：“我认为读书做官并不是真正的人生第一等事，人生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老师惊异无比，把这事告诉了王华，王华笑道：“这孩子真是太幼稚了。”殊不知，读书做圣贤的志向就这么在王阳明的心里立下了。

立什么样的志，成什么样的人

王阳明有一天读《后汉书·马援列传》，看到其中的伏波将军马援名言：“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而还”，王阳明不禁热血沸腾。

回家后便问祖父王伦：“人生最大的志向是什么？”王伦笑道：“当然是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了，这是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

王阳明又问：“历史上，实现这一理想的先人有谁呢？” 王伦答道：“首推孔子，他开创儒家学派，编纂《春秋》，修订‘五经’，创办私学，打破传统贵族教育，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还有个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作的《出师表》《诫子书》，发明的木牛流马、孔明灯，让后世对他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

王守仁默然叹服，自此立下人生三大目标：立德、立功、立言。

开启圣贤治学之路

不告而离家出走之后经过父亲的陆续敲打。有一天，王阳明终于郑重告诉父亲：我要做圣贤！从此以后，王阳明开始四处求访，精研各类圣贤的学问，甚至登门拜访知名学者，终于开创一代学派。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遇到人生最大的挫折。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招来大麻烦，自己踉跄入狱后被贬到贵州龙场，随后，父亲也遭株连被调任南京。

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中，王阳明结合历年际遇，日夜反省，终于在一天夜里，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道理，这就是光耀中国思想史的“龙场悟道”。

自此，大明朝有了一位闪耀当世的王阳明，才有了16世纪起红遍大江南北的“阳明心学”，掀起了中国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居贵州修文龙场，龙冈书院落成后，先生作《教条示龙场诸生》以四事相规，教化当地民众，首条即为“立志”。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三、心外无物，心外无法——心即是理

龙场悟道——心即理，心外无物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在一天的半夜里，他躺在阳明小洞天的石棺里，外面雷雨交加，随着外面天空的一声炸雷，他忽然有了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心即理是指“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这是王阳明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被称为心学的重要依据。心即理主要是针对朱熹心与理二分而发出的。在阳明先生看来，朱熹虽然主张心与理统一，但其中一个“与”字仍表现出心和理之间的区别，因为此心指主体之心，而理是事物之理，由于外心而存在于事物之中，也即客观之理。心虽然能认识客观事物之理，但此理不在心中，从道德认知角度说，这容易造成疲于追逐外在事物而忽视主体自身的道德建构。阳明先生所谓的心即理，心即人之本心，理实际上是心对事物的主观认知或概括而非纯粹客观事物，因此理与事物是不同的。心即理建立在天赋人心或人的本心（相对于人心称为道心）基础之上，也即是在本心或道心层面上谈心即理。在他看来，天心是完美无缺的，同样由天赋予人的本心也完美无缺或者说是纯粹至善的。就实际而言，内在于人的本心随着人出生以后，其肉体受到社会环境的习染，遮蔽了原有的本心，或者说本心被埋没退居幕后，人心堂而皇之的登上前台，本来人心存在的理（天理）转变成外在于人心的物质上面之理，造成心与理一分为二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朱熹与王阳明都提出自己的格物说，也可视为一种道德修养工夫，但他们对格物的理解不同。

心即理涉及心与物的关系。心如何认知物，在中国思想史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离开物而求心或者直接求心，此心为空心，为出世服务，这是佛教的观点。

其二，以心求事物，追逐事物，疲于奔命，见物而不见人，最后失物丧心，一无所有，这是急于功利者。

其三，求事物于心，因为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从心上求也即事物在心上求才真正有事物，这是王阳明的观点。其意义在于以心来衡量事物，事物才有价值。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数。加在于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王守仁的心外无理是说，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事虽万殊，理具于心，心即理也。不必在事事物物上求理，心外求理，就是心与理为二。心中之理，就是至善，心外无理也就是心外无善。

四、知亦是行，行亦是知——知行合一

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亦可为圣贤

阳明先生门人黄直向先生求教“知行合一。”

先生说：“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针对人们道德修养实际问题的理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先生的核心思想，其含义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既倡导学习与立志，又倡导学以致用，崇尚实践。粗略的查验了一下资料，自2009年以来，习近平同志曾十多次提到阳明文化”。曾多次在讲话中讲到“知行合一”。仅在2014年就曾四次强调了“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习总书记对知行合一的重视性是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道家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佛家有“觉知觉悟觉醒”。阳明先生提出了致良知。儒释道三家都指向了一个内在的“知”字。可见一切的根源皆在于人心。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何以兴邦，唯有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才可以。永远都要边修边行，边行边修。从修中去行，从行中去修。

良知”与“致良知”

“良知”与“致良知”可以看作“知行合一”的升级版。“知行合一”毕竟太违背人的直观感受，是一个很容易引发困惑的观点，总需要王守仁费尽口，但口舌越多，漏洞也就越多，又需要更多的口舌来解释这些。最好的办法也许不是持之以恒地多打补丁，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简化的版本。理论家总会追求更简化的理论，王守仁改“知行合一”为“良知”与“致良知”，实在是顺理成章的，此后他便很少再讲“知行合一”了。（《王阳明：一切心法》熊逸）

阳明先生揭橥良知，虽非创见，在当时而言却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立即一石激起千重浪。明代八股取士，奉朱子理学为圭臬，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多，真正用心体会书上道理的人少。评判一件事是对是错，只会机械地对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这种风格以现在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加教条主义。于是多数知识分子对儒家经典都采取了阳奉阴违的策略，只拿它们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罢了；另些知识分子发展出了灭绝师太一般的性格，以食古不化的执物和苛刻来应对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从不觉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良知”的杀伤力在于，它一旦在心中明朗起来，那么无论孔子如何说、孟子如何说、四书五经如何说，都不再是绝对的标准了、依从良知来做判断才是最简易直載的办法。圣贤之直有些会错简、阙文，有些只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感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会因为语境的隔阅而变得不易理解，但这都不重要了，我们与其字斟句酌地在故纸堆里探寻圣人的真意，倒不如直接让自己心里的良知来做主张。

良知人人都有，而且所有人的良知都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陆九渊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只要同样发乎良知，那么所有人对同一件事的道德判断当然会是整齐划一的。万一有人看法与众不同，要么他的良知，即天理，仍处在被人欲遮蔽的可悲状态，竟然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要么他就是居心叵测，故意颠倒黑白一一当然，后者也是一种良知被人欲遮蔽的状态。良知既已洞明，自然会有致良知的努力。（《王阳明一切心法》.熊逸著）

天泉证道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他的学生钱德洪与王畿对理解王守仁思想精华的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发生了分歧。钱德洪认为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皆是无善无恶的了。两人在天泉桥问王守仁，王守仁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又被称为“天泉证道”。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谈话的邹守益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其中“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却记为“至善无恶者心”。他们当时认为，用“无善无恶”与“至善至恶”来描述心之作，意义是一致的。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泊舟青龙铺。

阳明先生将周积召来身边，许久才睁开眼晴，说了一句“吾去矣”。

周积噙着泪水问：“老师有何遗言？”

阳明先生只是淡淡答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不多时，一代宗师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门人奔赴，士民送行，《年谱》有“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的记载。

翌年正月，丧发南昌。钱德洪、王畿当时正在上京参加殿试的路上，才得丧讯，便果断放弃殿试，匆匆返回来为老师主持丧事。门人弟子纷至沓来，绍兴一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加入吊唁的行列。身后哀荣，一时无两。

阳明心学是一种人性的回归，但又是一种向前的推动。在个人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在族群的层面上，它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追慕先贤，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人类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的精神危机或文明发展的困局时，总需要从某些伟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继续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决当今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问题的精神药方。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读王阳明。

当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从阳明心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21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许嘉璐先生说过，阳明心学的意义在于它是治疗当今社会顽疾的一剂良药。当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的逻辑已经处处碰壁，世界各国陷入精神困顿的时候，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就成为照亮人类文明未来的一盏明灯。

熊  逸-《王阳明一切心法》-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