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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一词，自戊戌变法前传入中国，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发展、更好的进步，却使近百年中国处在时时的动荡之中。这是因为中国人从来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何谓自由。徐晋如赞同康有为与严复对自由的理解，认为自由仅指“群己权界”，把自由理解成不怕天不怕地，不受拘管，这是近代中国的绝大悲剧。徐晋如认为西方的自由有两种，分别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或者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而儒家所讲的絜矩之道，已包含了西方自由的全部内容，而西方的自由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人是否有堕落的自由。儒家的中庸之道，恰恰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庸》一书，前半讲中，是谈絜矩之道，是现实的自由，而后半讲诚，是谈人格的完善向上，是超越的自由。因此，在本讲中，徐晋如带给观众的，不是如何使儒学适应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是指出中庸是高于自由的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
徐晋如：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从第一讲开始，讲这个系列，都是在讨论儒家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有的人认为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进步，它带来了自由民主意识，现代启蒙精神和大众品格。但是也有一脉学者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人类的堕落，体现为巨大数量对于质量的控制。那么我本人属于后一类的学者。在现代性的基本哲学内涵当中，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平等，还有一个则是博爱。我们前面已经分别剖析过平等与博爱它的背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自由的问题。
自由这个词，本来在汉语当中它有它的意思，和英语里面的Liberty、Freedom意思并不一样。中国人一说自由，它就有不受任何的拘束的意思，和西方的自由意思是不同的。我们是怎么样用“自由”这个词来翻译Liberty或者是Freedom的呢？这是当时大翻译家严复，他在翻译一本书《On The Liberty》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翻译Liberty，他怎么也想不到汉语当中有一个对应的词，正好他就读到了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看到“自由”这两个字，他觉得拍案叫绝啊，他马上拍案叫绝。就把它用来翻译Liberty。
但是今天这本书——约翰·密尔的这部《On The Liberty》——今天翻译成叫做《论自由》，可是严复当时没有把它翻译成《论自由》，而是翻译成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群己权界论》。这是一个文言的词汇，如果我们用白话文把它给复述一遍，意思就是解决社会与个人，集体与个人的各自的权界、各自的领域的这样的一门学问。这恐怕更是约翰·密尔写这本书原始的意义，但是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法国人并不能够真正领会Liberty的意思。法国大革命期间，有一位著名的罗兰夫人，她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她说下了一句经典的名言，就是“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多少罪恶以你的名义在行使着。
钱基博先生有一部特别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我的老师周笃文先生把它翻烂了，他也特别向我推荐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对我写博士论文，对我后来的政治立场的形成，对我整个学术路数的选择，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这部书里面，钱基博先生也引用到了罗兰夫人这句名言，同时他还引用了严复先生临终前的一番话——实际上就是严复的遗嘱——里面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就是“中国必不亡，旧法必不可更”。在激进的青年眼中看来，严复这样的一种思想无疑是保守的，是开历史倒车的。但是如果你对于晚清的时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你对于严复、康有为这一代学人他们晚年的思考有一个同情的了解，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保守正是他们最可贵的地方。而青年的激进永远常变常新，如同鲁迅所讲的说“有人讲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北大的精神就是常新的”，这种精神其实未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福气。《易经》上面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很多青年往往只注意到了“变”，却没有注意到“通”，更没有注意到“久”。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它总有它要与时更化的那一部分，但同时又有它万世不易的那一部分，比方说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讲差等，强调精英政治，这个就是万世不易的部分。但是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些只不过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些话，这些东西是需要与时更化的。你生活在汉代的人绝不可能去实行周礼，生活到宋代的人也绝不可能完全沿袭汉礼，所以它总有一个因革损益的过程。但这种因革损益，它的背后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的，不变的东西是哲学的底蕴。我们现在很多的儒家学者就是缺乏哲学的思辨能力，所以他们就找不到这个背后的哲学底蕴。
近代的这些浅学之士迷惑于口号、标语、大词，只知道追求一个好听的名字，从来没有想追求一个实在的东西，一谈到历史就是封建专制，一谈到思想就是反动落后。因为中国本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当然认为中国是专制的。因为孔子也没有讲过要自由，（所以当然要）认为儒家是奴性的渊薮，但是彻底隳绝了传统的后果却是沦丧，人心溺陷，又迷惑于物质救国之说，所以拼命地在物质上要赶英超美，最终的结果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到处都是穷山恶水，到处都是毒物阴霾的中国。
自从近代社会物质主义盛行以来，我们中国人就仿佛变成了丛林中的野兽，所有的一切追求都是为了物质的满足，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动物性本能的获得，但是却忘了动物性的本能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任何动物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具有超越价值的人才可能达到自由。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区区不才也是在那个时候比较多地阅读、了解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个时期对于熟悉近代史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它同样在一百年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过。但是它什么是自由？它是一种普世价值，还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个人漫无约束的行为，还是个人选择的权利？自由本身有没有性质的分别，有没有层次的高低。这些问题绝大部分人都不去思考，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们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在很多人那里，自由只不过是一种口号，是一种标语，是一种政治诉求，而不是一个首先面向自己内心的个人选择问题。自由这个词从戊戌变法前后传到中国，当时是倾动朝野。严复他就看到了当时的情形，守旧的人把自由看成洪水猛兽，维新人士又把自由追求到了“三十三天”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把约翰·密尔的《OnLiberty》翻译成中文，定名叫做《群己权界论》。这个书译成之后，他还没有来得及删改润色，结果八国联军打进来了，他也仓皇脱逃，等他回到了自己的寓所的时候，发现这个书稿不见了，后来他以为这个书就没有了。结果没想到，过了两年，有一个外国人，他在书摊上，他看到了这个稿子，这个外国人知道严复，就把它买下来了，就把它寄给严复了。严复就接到这个书以后他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这个书还在人世，于是就把它出版了。他认为在当时在朝野上下，守旧的人那么恨自由，维新的人那么地狂热地追求自由，大家却都不知道自由的本质其实是要为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分别设立一个界线。所以他觉得这本书仿佛是上天在垂怜中国，仿佛是上天不让中国灭亡。但是很可惜，严复这本书是出版了，可是中国的发展不以严复的意志为转移的，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这个书开头很有意思，严复写了一个“译凡例”，就是他翻译这本书他有一个相应的体例叫“译凡例”。开头就说，有人讲Liberty这个词不应该翻译成自由，而应该翻译成公道。这个是讲的是世事公道罢了。但是严复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接着他讲，Liberty古文，拉丁文叫做libertas，是自由的神号。它的字与常用的Freedom意思是一样的，是没有挂碍的意思。那么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等等这些词成为一个对义词。他说人被囚禁了，英语里面就说失去自由，不去说失去公道；把狗放出来，英语里面说，让狗自由，而不是说让狗获得公道。说公道在英语里面自然有它自己的词汇。所以两者意义虽然相近，但是你不能够混为一谈。他说西方的名词翻译到汉语当中来，错误的固然很多，但是用自由来翻译Liberty是浑然天成，没有什么可以改译它的。为什么严复要如此地不厌其烦地去解释Liberty只能翻译成自由，而不去翻译成公道呢？这是因为犯这个错误的人是大有来头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那么张之洞在1898年写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就是《劝学篇》，《劝学篇》里面专门就谈到了自由的问题，他说西方有自由党，但是自由党他的意思是事事要讲究公道，所以你应该把它翻译成公道党，而不应该翻译成自由党。
不过，张之洞并不是守旧的顽固派，《劝学篇》序文里面张之洞所感慨的，其实和严复所感慨的其实是一样的。张之洞说，那些守旧的人对西方的学问是因噎废食，那么追求新学的人，他们又变得散漫无依，找不到哪一个是适合于中国的。他说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这番话说得其实是非常地公允平正。他不会像孟子辟墨排杨，孟子特别地不能够接受墨子、杨朱的学说，而辟墨排杨。张之洞他不是像孟子辟墨排杨一样的去反对自由，但是张之洞为什么会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一定要把Liberty说成是公道，而不把Liberty当成是自由呢？我们来看一看《劝学篇》，《正权第六》，这里面张氏的原话，他说“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可见张之洞认为Liberty应该翻译成自由，他并没有从Liberty的语源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自由党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了Liberty，也就是公道的见解。
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背后它是有它真理的光辉在。张之洞认为，西方的民主学说，它的含义不过是国家有议院，老百姓可以通过议院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已，所以他说只是让老百姓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不是让老百姓当家作主。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并不是张之洞所认可的民主。张之洞说，翻译的人把这种思想翻译成民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民主，已经是大误，但到了称为人人有自主之权，更加是怪妄之言。那么人人有自主之权，实际上就是Liberty的意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Liberty这个词，对自由这个词的理解。
张之洞说自由这个词出自于西方的宗教的书，意思是上帝给予人性灵，人人各有他的智力聪明，皆可以有所作为，翻译的人竟认为人人有自主之权，这是尤其一个大的失误。他说泰西诸国——当时我们中国把西方叫做泰西——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家一定要有政治，要有政令，政令必定要有法度，官有官的法律，政府发出了一个通令，议会可以反驳；议会所定的一个决议，朝廷可以反驳。所以他认为在西方其实是人人都没有自主之权，怎么能够说人人自主呢？
